“Berlin ist arm, aber sexy（柏林穷，但性感）”，这是柏林市长在城市曾经陷入财政危机时说出的一句名言，直到今天，依然适用。

柏林的穷是真实的，整座城市的贫困人口达到了22.4%（伦敦和巴黎分别是11.1%和14.8%），据说如果剔除柏林，整个德国的人均GDP都会上升0.2%；性感也是真的，这里是电子乐和夜生活之都，像“熔炉”一样容纳任何“怪咖”——满大街都是超龄青年，也是唯一一个把亚文化当做主流文化的城市。

论自然风光、论生活精致、论物产丰富，柏林在整个欧洲都排不上号，所以很少有人会把柏林，当做旅行欧洲的第一站。因为它不那么欧洲，甚至不那么德国。“我们只是柏林人”代表了许多当地人的身份认同。

2019年是被诸多建筑师、设计师视为圣殿的包豪斯艺术学院诞生100周年。多年以来，把“包容”“当代”和“自由”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的柏林，依然充满了冲撞、迷思、反叛、挣扎，以及“三十而立”的困惑。

建筑，开启柏林的密码。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不存在使得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建立起极大障碍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栋将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的殿堂，并且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它耸立在云霞高处，变成一种新的信念的鲜明标志。”

这是1919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发表的《包豪斯宣言》。

1919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创办了国立包豪斯学校。德语Bauhaus也是个生造词，Bau为“建造”，Haus意为“房屋”，但包豪斯不仅仅是指造房子，而是谋求包括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服装、雕刻、戏剧等等，所有造型艺术间的交流。

听着像一群艺术偏执狂构建的乌托邦，其实恰恰相反，包豪斯不是一种乌托邦，而代表着一种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探索精神和浪漫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代名词，包豪斯早已不能用一所学校、一个流派，甚至是一种设计精神来定义了。“它是一部高于艺术史的时代史”，而柏林既是包豪斯学校的终点，也是其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起点——就像包豪斯100周年网站所述——“真正的包豪斯是实验的、多样的、跨界的，而且是完全当代的”——恰好，柏林亦如是。

虽然只在柏林存在了短短一年，但包豪斯精神却正是在这里得到升华的。或者说，在包豪斯真正诞生之前，早有人用行动证实了柏林才是最适合包豪斯生长的土地。

19世纪末，柏林的人口已经堪比纽约，住宅问题日益凸显。1913至1915年，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在柏林东南部建造了法尔肯贝格花园城（Gartenstadt Falkenberg）。一座座如同颜料盒的建筑，是包豪斯迷的朝圣地。明快的颜色与以往昏暗、逼仄的福利住宅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法尔肯贝格花园城还只是示范性的作品，之后的席勒公园、马蹄形住宅Hufeisensiedlung、卡尔勒基恩小区，则真正实现了让柏林人“像包豪斯那样地生活”。这四片居住区与白城、西门子城住宅区共同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即使以现代人的审美，这些建筑也充满了想象力和未来感。

1944年的地毯式轰炸，摧毁了柏林的1/4，但也给建筑师们留下了发挥空间，各种新建筑理念都可以在这里施展。包豪斯的大师们，正是最早一批重塑柏林的人。直到现在，柏林仍像个处处在建设的大工地，一直在推翻，一直在重塑。1945年前的柏林留下的每一件事物都是黯淡的，正是包豪斯风格洗刷与掩盖了这种黯淡。

1950年代的西柏林蒂尔公园，集合了国内外53名最先锋的设计师，准备建造一座名为“Hansaviertel”的明日都市。虽然最后只有35座新建筑物落成，但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理想型的城市：现代、卫生，并且能与大自然接壤；柯伊兹堡（Kreuzberg）的公主花园（Prinzessinnengarten）非常“柏林”，用最少的钱搭建起一个园圃社群；德国著名建筑师Ludwig Hoffman在1907年，为威丁（Wedding）区设计了一个糅合了古典普鲁士风格的公共澡堂。澡堂在1999年关闭，艺术家们将其重新修葺，没有水的泳池成了举办演讲、音乐会和影片放映会的空间，瓷砖淋浴间和更衣间则成了悬挂艺术展品的空间。

对废墟的利用，更体现了柏林公民精神。像施普雷河岸的旧制冰厂Eisfabrik，现在变成了滑板玩家、都市探险家的乐园。东柏林的诸多工厂，也成为了青年艺术家的聚集地。他们把这些建筑改造成酷空间，白天是办公室，晚上摇身成为夜店。2008年停用的Tempelhof机场在柏林市民的坚持下，变成了大公园，人们在偌大的停机坪上放风筝、晒太阳、骑车、慢跑、看日落。

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简直像极了对30年前柏林的隐喻。而新柏林的这30年，也像是一道伤疤，展示着世界权力的两极带给大家的伤害。这一点依然是在建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建筑都带着强烈的政治倾诉。

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水泥碑林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而犹太博物馆的入口则称为“逃亡者花园”，是由49根倾斜的水泥柱组成的迷宫，建筑中的留白意喻犹太人及文化在战争摧残后留下的无法消亡的空白。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柏林保存下来最长的一段柏林墙，现在变成了政治主题的创作乐园。无论去没去过柏林，你都一定看过那幅著名的“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接吻”壁画。这种戏剧对比比柏林墙更可触可感。

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的翁昕煜，2015年与搭档陶海悦在柏林共同组成YUUE设计工作室，来实践自己的设计理想。在他眼中：柏林粗糙、纯真、叛逆，也有看得到的阅历和成熟，既保留了独特的历史痕迹，又出奇地包容和多元。这里没有拥挤的地铁、遮蔽阳光的高楼和立交桥。你会有时间喘息和进行思考。

柏林真的是个因为政治需要而显得处处夸大的城市：1894年时，德皇威廉二世一声令下，推倒了原址上的古典主义风格大教堂，要求当时享誉全欧的德国建筑师Julius Raschdorff主持建造一座足以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分庭抗礼的新教总部，也就是现在的柏林大教堂；柏林犹太人纪念馆的设计形态别扭，大量如刀刃般的锐角转折，让人看了压抑难受；柏林的书店也没有英式的浮华，反而是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像施普林格家族回归跳马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断开分号，编辑部遍布全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看，战争、分离、隔阂、误解、碰撞、解放，共同构成了如今的柏林。

愈夜愈美丽

厚重的历史和昔日的辉煌总让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披着一层精英感，但经历过战争、轰炸和分离的柏林却有千疮百孔。这并非没有好处，旧秩序毁灭，意味着新秩序的诞生。

哪怕是千疮百孔的历史也那么引人注目和带有符号性：卡尔·马克思在这里播下哲学的种子，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为柏林写了许多著名的戏剧和诗歌，反战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这里被右翼势力杀害。它是一个团结了许多人的家园，这些人来自东方和西方。现在许多地方，都试图利用这种后工业时代的多元文化标榜自己为“新柏林”，但是真实的柏林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文德斯、赫尔佐格都拍过柏林，在影片中，亚历山大广场是现代柏林的缩影，那里有柏林最高的建筑物、东德时期的标志电视塔，有贯穿全城的U-Bahn轨道车，有柏林人弗兰茨的一段传奇经历，有行色匆匆的市民生活场景。它是首都的中心，也是社会底层的谋生场所，是亚历山大广场，也是当代柏林。

以亚历山大广场为中心，潜入周围的小巷，一定要在夜里，因为年轻的标签之一，便是夜生活。

柏林作为电子乐和派对之都的名声早在冷战时就名声赫赫。早年间，西柏林的人们用没日没夜的派对来对抗现实世界的荒诞和虚无，这一切都曾被摄影师Tilman Brembs记录下来。柏林墙倒塌后，夜生活开始东移，东德废弃的建筑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夜店、俱乐部。

入夜后，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西里西亚门地铁站外、柏林墙公园、城市铁路的拱洞下，每晚都有小型乐团在浅水区演出。纪录片《西柏林的欲望与声音1979~1989》把这种生活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直到去年，纪梵希主题秀仍以这部片子为线索，用时尚诠释柏林的晨与夜。

1989年柏林墙倒下四个月后，两名德国青年Westbam和Motte共同成立了地下派对场所UFO，也诞生了电子乐里程碑的音乐会“爱的大游行（Loveparade）”。从最初的150人到现在的150万人参与，“爱的大游行”不仅是电子乐的狂欢，更是左翼自由青年的社会运动。

一个时代的土崩瓦解，随之带来的常常是城市空间逻辑的变化。1989年后的柏林，留下了大量废弃的工厂、防空洞，成为了年轻人的秘密聚所，其中很多便改造成了俱乐部。人们因重新的融合而兴奋，但经济、文化、思想上的隔阂也随之而来，Techno便成为一个宣泄的出口。虽然Techno是1980年代发源于美国底特律的一种电子舞曲，但若论“Techno麦加”，柏林却更名声在外。

最初的Techno，推崇跨流派的实验、摒弃音乐技艺，表达置于完美之上，精神比技术更有价值，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柏林的亲密感和自我认同，也滋养了“包容”的土壤。毕竟100多年前的柏林，也是由7个城市、59个直辖市和72个县合并而成。

不管你关不关心Techno，如果到柏林旅行，Berghain夜店一定是会被各种攻略提及的。开在过去东西德交界处一处旧厂房里的Berghain就是Techno圣地，记录了时空之殇的舞池、喜怒无常的保安，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入场券的忐忑、全世界最好的DJ，一切都充满了诱惑力，无论是对真Techno，还是打卡者。

在柏林，不止酒吧俱乐部，随处都可以让你的夜因丰富而变得短促。大街上、便利店、公园里、地铁站，只要有音乐，整座城市都是舞池。

这里有约180家博物馆，虽然城市的变化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但它仍然沉浸在一段不朽的历史中，充满了对古老和美学的热爱。如果赶上8月的博物馆长夜（Lange Nacht der Museen），15欧元的通票可以在大半夜参观80个市立和私立博物馆，虽然有免费穿梭巴士，但一晚上也会把你折腾得够呛。还有科学之夜（Wissenschaften）、歌剧戏剧长夜（Lange Nacht der Opern und Theater），都可以划归到“跑断腿系列”。

你只要记住，“在柏林，没有关门时间。”

新柏林，不羁者的乌托邦？

“随便几点起来，沿着Pappelallee大街找到Lorbeer，都能吃上早餐。他们的早餐会持续到下午三四点，因为柏林的派对动物太多了；然后去逛逛六月十七日大街的跳蚤市场，我上次在那里3欧元买了个不错的皮包；Kreuzberg区Motto书店里总能找到教授书单里列的独立出版品，穿过涂鸦街Oppeinerstrasse，Espresso咖啡店外的树下晒太阳最舒服；晚饭挑一家希腊餐馆，好吃又实惠；入夜了，想去Berghain，发现又混进去不少打卡的游客，干脆和朋友在Kastanienallee大街的普拉特啤酒花园喝一杯。当精力耗尽，天也快亮了。”有人这样描述在柏林的生活状态，周而复始，慢慢的就把他乡当成了故乡。

没去过柏林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这些居无定所、不名一文，连唯一拥有的才华也没有得到市场检验的人要如何在异乡生存？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厂房里，甚至连厨房和卫生间都没有，十几平方米就能举办摄影展，参观者全凭口口相传，或者到地下酒吧当驻唱，一晚挣得二三十欧元，天亮前就花光。唯一的解释便是，柏林正是这些不羁者的乌托邦。

一来柏林的物价的确比西欧其他城市低许多，一个月的房租只要300欧元，面包1欧元一个，大肘子也才3欧元，牙膏40分就能买到，洗发水卖5欧元都算奢侈品了。在市中心店里点杯咖啡，才1.5欧元，面对客人太便宜的感慨，老板不明所以地说：不就是咖啡吗？而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学生和年轻艺术家是去不起的。

二来柏林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把亚文化当主流文化的地方，它容纳每一种生活姿态，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艺术家、涂鸦艺人、无人问津的作家、神经质的音乐家，土耳其人、越南人……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当的生存空间和方式——除了纯粹的有钱人，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更“有趣”，以保持和其他人的频率共振，一旦被人说“追赶潮流”，那是要干一架的。这两方面促成了柏林的生存成本对年轻人真的太友好了。这种年轻不局限于年龄，而是心态，柏林满大街都是超龄青年。有柏林在，永远做彼得潘又如何？

东边画廊前的参观者——这里收录了1990年在柏林墙东侧绘制的105幅绘画作品。

柏林的自由在于兼容并包多元的价值观，而这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缺乏这种平等的包容的。连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都说：“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

柏林看起来像是一座时刻在召唤你不安分的海市蜃楼，各种离奇故事会让你误认为它只是作为幻想而存在，但由此塑造出来的时髦、创意、年轻的柏林，在2019年的如今看来，越来越像是被旅游指南精心打造而成的营销传奇。野蛮生长的边界感在哪里？所谓的新柏林，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只有“怪咖”的地方？

难怪德国文化研究者郑轶无奈地说：“现在的柏林，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酷很亚文化，却不知道这种文化本身已经成了主流文化。”是啊，明明Kreuzberg是Hispter（文艺青年）街区，咖啡馆外的玻璃窗上却贴着“以下人群不得入内：Sexist（性别歧视者）、Racist（种族主义者）、Nazi（纳粹）、Right Wing（右翼）”。按郑轶的话说，这种无力的态度立场，就像是丽江低端文艺咖啡馆门前贴着“在此你可以做以下事情：发呆、艳遇、晒太阳”。它们像是在标榜某种态度，最终却只能沦为逃避现实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寻找“乌托邦”来到这里，最实在的影响是，柏林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城市规划预期的两倍，2004年至2018年间，租金上涨了近70%。

随着柏林变得越来越拥挤，这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当地退休警察Karlheinz Gaertner在柏林街头巡逻了40多年，最近他写了一本关于柏林的书“They don ' t Longer Know Any Limits”，直译为“他们不懂任何限制”，因为当地政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移民的问题。比如在诺伊科恩区（Neukölln），有移民背景的居民超过40%，其中许多来自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这个区是柏林教育水平最低、对社会福利依赖程度最高、贫困风险最大的地区，失业率高达25%。越来越多的移民也导致了社区融合的停顿。

过度的自由让当代柏林像一座瘫痪的城市。2011年就开始修的机场，到现在还是“未完成”的状态，路边永远有总也修补不完的工程，连办护照、登记车牌都要等很久……

人人都知道柏林的难民问题日趋严重，反倒是民间，有人帮助难民打造新移民社群、开辟难民旅行线路、训练难民成为向导，至于柏林政府，似乎靠不住。任何能提高社会效率的新政策，都被当做是对自由的约束和挑衅。难怪有人总结说：移民、虚无、无序、仇恨、犯罪……正在成为当代的“柏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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