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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罗斯诗歌主要由两个流派构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流派的诗人们都喜爱民间文学、重视民间文学，并且有意识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诸多丰富的素材，以补充、完善自己的艺术创作。

茹科夫斯基（1783—1852）是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抒情诗人”，他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尘世之人丰富细腻的感情。茹科夫斯基很重视民间文学，他常常采用民间口头诗歌创作的传统格律，并且发展了民间诗歌传统的抑扬格。诗人还善于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他的很多作品都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如故事诗《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十二个睡美人》，童话诗《沉睡的公主》《伊凡王子和大灰狼的故事》等。

《斯维特兰娜》是茹科夫斯基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诗歌借鉴了民间文学常见的题材和情节，描写了俄罗斯的民间生活和习俗。作品开篇便展现了极具俄罗斯气息的农家少女们占卜的场面：

有一次，一个主显节的夜晚，

姑娘们在卜占：

她们从脚上脱下鞋，

丢在大门外；

她们悄悄躲在床下听动静；

寻觅那藏在雪堆里面的指环；

她们融化了纯蜡；

数着谷子把鸡喂；

然后盛来清水一碗，

扔入金戒指

和绿宝石的耳环；

还在碗口上，

蒙条白手绢，

就齐声唱起歌儿来卜占。

故事诗的女主人公斯维特兰娜是一个温柔的民间少女，故事的情节以她占卜时所做的一个梦而展开。离奇的内容、神秘的气氛、抒情的格调、民歌的风格以及顺从天命的宗教观使这部作品成为俄国保守浪漫主义的代表佳作。

普希金（1799—1837）很早就对民间文学产生了兴趣，从儿童时代，他就经常听乳母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讲民间故事和传说，听她唱民间歌谣。后来在南方流放时期，普希金亲自记录了关于斯杰潘·拉辛的哥萨克歌曲和茨冈人的歌曲。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他研习了吉尔沙·达尼洛夫编的《 俄罗斯古代诗歌集》和楚尔科夫的民歌集。诗人热爱民间文学，熟悉民间文学，并且终生都对研究民间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

普希金对民间文学发表过一些可贵的见解，在他看来，民间文学是文学的基础。“用伟大作品表现了人类的那些不朽天才们出现之前，诗歌就存在，这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伟大的文学。那些天才们是追随了已经明显的足迹的……文学唯有和民间诗歌血肉相连地密切结合，才能够丰盈地发展，作家唯有保持着和民间文艺的密切联系，才能够掌握语言的艺术。”普希金惊叹于民间童话语言诗意的表现力：“童话就是童话，但我们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俄国的广阔无疆表现得像在童话中那样淋漓尽致。想要脱离童话而学会用俄语讲话……不，很难，简直是不可能！在我们的每一句俗语中包含着多少美，多少思想，多少智慧啊！简直就是黄金！这是学不来的，学不来的！”伟大的诗人不止一次呼吁青年作家们学习民间语言：“多听听民间的口语吧，青年作家们，在其中你们会学到很多在我们的杂志上找不到的东西。”普希金认为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反映，是人民的民族自觉，其中体现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并不是“官方民族性”理论持有者所理解的尊崇正统和专制政体，低声下气的归顺和屈从，而是人民所具有的创造的意志、求生活的斗争和求自由的斗争。普希金很珍视那些人民反抗沙皇、反抗农奴制、渴望自由的民间歌谣和故事，并且亲自搜集过关于农奴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和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的民间材料。诗人在仿民歌体诗篇 《斯金卡·拉辛之歌》中把斯金卡·拉辛（即斯杰潘·拉辛）称为“勇敢的好汉”，充满了对农奴起义领袖的热情歌颂；在《上尉的女儿》中，他挺身卫护奋起反抗沙皇羁轭的农奴，通过普加乔夫对格里涅夫讲述的民间故事，表达人民挚爱自由的性格特点。

“有一次，老鹰问乌鸦：‘请你告诉我，乌鸦，为什么你在世界上活三百年，我只活三十三年呢？——‘亲爱的，这是因为，乌鸦回答道，‘你喝鲜血，我却只吃死尸！老鹰想了一想：让我也吃一下这种东西看。好。老鹰和乌鸦一起飞走了。喏，它们看见了一匹死马，就飞下来，停在马尸上面。乌鸦一边吃，一边赞美。老鹰啄了一口，又啄了一口，抖一抖翅膀对乌鸦说道：‘不，乌鸦老弟，与其吃死尸活三百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以后就听天由命！”

普希金显然借这个民间故事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宁愿用生命的代价换取自由，也不愿在沙皇专制的统治之下苟延残喘。

莱蒙托夫对民间口头创作也极为喜爱。诗人童年时代就接触到民间文学，他幼时在祖母的别墅听人唱民谣，听得如痴如醉，尤其被那些“强盗歌”所深深吸引。中学和大学时期，受到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兴趣高涨的影响，他开始关注民间文学。诗人十六岁时曾经写道：“多么可惜，我的保姆是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因此，我没有听到民间故事。在民间故事里，有着比在一切法国文学中都要多的诗歌。”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通过出版的民间文学集认真研究了民间口头创作，并且在自己的很多诗篇中再现并丰富了民间文学的主题、形象、韵律和结构。

“强盗”主题是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主要描写“强盗们”热爱自由、不畏权贵、积极反抗的历史故事。这一主题于19世纪20年代广泛进入俄罗斯文学，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都喜爱这一题材，以此为基础创作过很多作品（如普希金的《囚徒》《强盗兄弟》。在十二月党人诗人的笔下，“强盗主题”是“自由主题”“民族英雄主题”的变体，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紧密相连。莱蒙托夫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在他的长诗《最后一个自由之子》中塑造了一个为祖国自由而战的民族英雄瓦季姆的形象。诗人还把民歌同农民起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根据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的主题创作的民歌体抒情诗《阿塔曼》、根据普加乔夫起义的哥萨克民歌创作的《自由》等。这些都体现出民间文学对莱蒙托夫创作的深刻影响。

被称为诗人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长诗《恶魔》也汲取了民间口头诗歌创作的精华，诗人一方面描写了一个恶神冒犯天帝被逐出天宫的圣经故事，另一方面则借鉴了一个在高加索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以此突出恶魔的叛逆和反抗精神。这些都说明了莱蒙托夫对民间创作的喜爱、重视和出色的运用。

柯尔佐夫（1809—1842）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民间诗人，他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以自己别开生面的创作丰富了俄国诗坛，成为俄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农村诗人。”他常年跟农民打交道，经常去乡村参加农民的节日庆典，和农民一起唱歌跳舞，甚至张罗举办俄罗斯民歌演唱会。“他了解农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希望、痛苦和欢乐，了解他们生活的散文和诗。”柯尔佐夫的诗歌具有民歌的风格特点，他善于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地描写农民的生活和俄罗斯的自然风光。

诗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创作了一系列仿民间诗歌的歌谣，在他所有的诗歌遗产中，近乎三分之一的诗歌为歌谣。柯尔佐夫的民歌创作，“是他奉献给俄国诗坛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礼品。”这些是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抒写人民自己的生活的纯真之作。柯尔佐夫是来自人民的诗人，他在自己的书面民歌创作中既真实描写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又对农事劳动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表现了农民身上蕴含的巨大力量。柯尔佐夫描写农民劳动的歌谣大多表现出农民创造者和开拓者的自信和欢乐，在他的《耕者之歌》中，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耕者的欢乐心情：

喂，拉吧，大灰马！

田野上多快活：

仆人和主人，

只有你和我！

瞧我多快活！

装好耙和犁，

大车已套好，

种子已备齐。

瞧我多快活！

望着草垛和谷仓，

我打麦，我扬场，

喂，拉吧，大灰马！

《耕者之歌》也表现出柯尔佐夫对民间口头诗歌创作的喜爱与借鉴：在以上的三个俄文诗节中，每一诗节以 “快活”在第一诗行的句首重复来重点突出耕者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涅克拉索夫（1821—1878）繼承了前辈们重视民间文学、使用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形成别具一格的“涅克拉索夫式的风格特征”。诗人一生力求使自己的作品描写人民、服务于人民，并且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了实现这一主旨，不仅需要研究民间文学，而且只有通过学习人民的集体创作，才能全面了解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深入体会民族性格和民族灵魂的实质所在。

歌谣性是涅克拉索夫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以长诗《货郎》为例，“旋律性”和“音乐性”是其基础，读者想出声朗诵都很困难，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就想歌唱：

哎，小货箱儿满上满，

又有花布，又有锦缎。

我的小情人呀，你可怜可怜，

可怜我小伙儿这双肩。

并非这些诗句“也可以歌唱”，而是“非唱不可”，因为它们具备歌谣的自然属性：拖长音诗行、扬抑格、扬抑抑格词尾等。楚科夫斯基曾经指出：“涅克拉索夫与大多数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个歌手，他不仅‘写诗，而且‘唱诗，其诗歌不仅服从于诗学定律，而且受歌谣准则的约束。” 其全部诗句的75%左右符合民间诗歌传统范式，他还撰写了很多具有民歌风格的作品。他的很多诗篇近似歌曲，既能吟诵，谱上曲以后也能歌唱。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述人民与艺术的关系时，曾经说过：“不能唱的诗，未必能称其为诗。”在这方面，涅克拉索夫的革新精神特别显著：他的很多诗篇都成为民众歌曲，在民间广为流传。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如柴可夫斯基、穆索尔克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都曾为其诗歌谱曲。诗人的诗歌往往从民歌发展而来，因此最能真实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反过来它又变成了民歌流传于民众之中。深受民间诗歌影响的涅克拉索夫反过来又对民间诗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